云南艾滋性工作者调查

摘要: “裤子如果不换勤一点,自己坐着,风吹过来,我能都闻得到自己身上的臭味。”周琼(应采访对象家属要求,此人化名)

10-04 11:05 首页 維基百科

“裤子如果不换勤一点,自己坐着,风吹过来,我能都闻得到自己身上的臭味。”


周琼(应采访对象家属要求,此人化名)弓着腰,把线裤翻卷褪下,黑色圈痕遍布两只大腿,暗黄脓液渗出纱布,她说那种像死猪肉的恶臭,正是从这些脓疮处散发出来。


她在昏暗屋内的床头柜中摸出药瓶、剪刀、剃须刀片和棉花棒,侧向半曲左脚,用刀片将圆状的黑色脓痂割开,给伤口涂上芬必得药膏,最后再抹上一层磺胺粉。


这是她每天必做的功课,她拒绝了医生住院治疗的建议,甚至连一天两次、每次15元的消炎输液也无力承担,只是从药店买回消炎药片再碾成粉末,自行包扎。没钱买纱布,急用剪子扯开白色T恤。布匹被撕成布条,嘶哑地发出“咔哧”声。


上世纪90年代初,海洛因如一场白色“瘟疫”席卷个旧而过,数千人先是上瘾失业,随后艾滋病毒汹涌而来。


地处昆明以南300公里的个旧市是云南省毒品重灾区,当地人回忆,90年代初购买毒品极其容易,20元30元一包,街头即可完成交易。十几年间,一座40万人口的小城,个旧市公安局统计数字称,在册吸毒人员已达5400多人,其中至少70%以上感染艾滋病毒。


2004年,政府展开大规模筛查,对艾滋病进行干预控制,8年时间逝去,4000多名艾滋病毒感染者已到大规模发病期,病人成批死去,而更多艾滋病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大量女性感染者则从事性工作, 以维持治疗。


周琼生于1969年,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区人。1989年好奇吸食海洛因,人生从此改写。从单位离职后,她很快走向个旧当地最有名的银波赤,开始以贩卖肉身供自己吸毒的生涯。浑然不觉间,艾滋病毒已在她和她的人群中肆虐扩散。


2004年,个旧市先后在吸毒人员、娱乐场所从业人员,以及性病门诊的患者等9类人群当中,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筛查。 2005年5月,周琼在筛查中确认感染。两年间陆续检出HIV感染者总计有数千人。


一个艾滋病患者从感染到生命终结有三个时期。感染后2到6周是急性感染期,会出现类似感冒症状,但很快自愈。随后是发病前的潜伏期,时间长短因人不同,短至不到1年,平均5到7年。


当感染者体内免疫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不能维持最低抗病能力时,便出现很难治愈的多种症状,成为艾滋病人。成为艾滋病人后,如不参加抗病毒治疗,一般会在半年至两年内死亡。


得不到有效救治的艾滋病患者,则在家自行治疗,为拿到消炎止痛药物,成批的艾滋病人、感染者脱离了政府监管,继续在KTV等娱乐场所廉价出售肉体。


周琼和她的姐妹们称性交易为“苦钱”。多年的吸毒及艾滋病发,使她们或身形残瘦,或身体溃烂。她们的“客人”以老人、矿工居多,每次交易价格10元至50元不等。


从事性工作的女性感染者,在苦草工作室登记建立档案的就有276人,总人数不可统计,据当地NGO人士保守估计,至少有400人。


而在调查中还发现,性交易过程中,男方不愿或不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惊人。从事性工作者8名艾滋病感染者均表示,有不同比例不使用安全套的现象存在,其中一人说自己上月接待的7、8个客人中,仅有一人愿意戴套。


NGO组织表示,当地艾滋病疫情已呈现“高流行、高传播、高死亡”的状态,在艾滋病人从事性工作的工人村,还有来自贵州、四川等地的上百名性工作者,这些中年妇女有自己的家庭,只为谋生而出卖肉体。当她们返乡过年时,又通过交叉感染使艾滋病在其家乡地二次扩散。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去年发布的《亚太地区艾滋病疫情》报告中指出,亚太地区在控制艾滋病疫情方面正处在十字路口,尽管近年来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对于高风险人群的关注不足以及投入资金的不足都威胁着来之不易的成果。


而在个旧当地,艾滋病传播主要途径已由静脉注射毒品转由性传播。更为危险的是,普通民众似乎对此并不知情,在日日笙箫的娱乐场所设防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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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毒品、艾滋病,正在侵蚀“锡都”云南个旧。全市在册吸毒人员5400多人,其中至少70%感染HIV,数以千计的患者已到大规模发病阶段,大量女性感染者仍聚集在工人村,以一次10到5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身体。 


周琼(化名)生于1969年,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区人。1989年因好奇吸食海洛因,从此坠入黑暗海洋。她从单位离职后,很快走向个旧当地最有名的红灯区“银波赤”卖身。十几年过去,艾滋病毒悄悄在她和她的“客人”中扩散。

周琼已经艾滋病发,全身溃烂。“裤子如果不换勤一点,自己坐着,风吹过来,我能都闻得到自己身上的臭味。”周琼弓着腰,把线裤翻卷褪下,黑色圈痕遍布两只大腿,暗黄脓液渗出纱布,她说那种像死猪肉的恶臭,正是从这些脓疮处散发出来。拖着这样的身躯,上个月她还接待了7个客人,赚了310块钱。

因为无力承担医药费,她拒绝住院,自行涂药治疗。每天,她都摸出药瓶、剪刀、剃须刀片和棉花棒,侧向半曲左脚,用刀片将圆状的黑色脓痂割开,给伤口涂上芬必得药膏,最后再抹上一层磺胺粉。她甚至连纱布都没钱买,扯开自己的白色T恤取代。

周琼和同样身患艾滋病的张强(化名)结婚了。张伟平时在医院照料病人。他们没有结婚证。这个群体中,大部分人要么独居,要么找同样是感染者的人一起生活。周琼接客时会让张强出去回避。“真的是没有办法,要钱,要买药吃。有时候真的是含着眼泪,因为不这样我就没有生活来源”。

个旧地处云南省中南部,是世界最大的锡生产基地。锡储量占世界的1/10,中国的1/3。1953年,云锡被中央列为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作为配套的“工人村”因此诞生,百余栋建筑辉煌一时。近60年过去,如今工人村已衰败不堪,成为矿工和廉价性工作者的集纳之处。

在工人村的狭窄巷道里,随处可见这种简陋的“交易”场所。棚屋里面只能容纳一张床,没有窗户,终年不见阳光,水得到外面接。洗澡得到公共浴室,5元一次。鼎盛时期,有300~400人同时在工人村从事性工作,人员流动性极大。一般新搬到一个地方的前几天是生意最好的,久呆客人容易厌倦。

工人村的普通居民对“卖淫女”群体看似习以为常,实则深藏波澜。老人称贵州四川等地来的女人为“毛线鸡”,年幼的孩子在墙上涂写他们学到的词汇。

工人村四处可见这种无证无照的黑诊所。这些诊所收费高昂,且往往延误病情的治疗。性病、毒品、艾滋病往往在性工作者身上纠缠不清。据不完全统计,个旧市有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约5400~5700名,保守估计其中70%的人感染艾滋。而没有登记、没有吸毒的艾滋患者人数则未可知。对于一个总人口只有40万人的小城来说,这一艾滋比例已然惊人。

民间组织“苦草工作室”的负责人李曼展示她给姐妹们培训所用的道具。苦草工作室主要对姐妹们做阳性预防,培训性技巧,以及如何说服客人使用安全套。目前个旧从事性工作的艾滋病感染者至少有上百人,但仍有40%~60%的“客人”不愿使用安全套。他们说,“就像你穿着袜子去洗脚,是什么感觉”。

艾滋感染者在2008年后开始大规模病发,大部分都是在缺医少药甚至无人过问的情况下孤独离去,死在田间、公厕、街头和出租屋。这是李曼给病者珊珊做家庭护理的视频,两个月后珊珊去世。

浦正书是宣威人,来个旧做矿工,辗转多个职业后以捡垃圾为生。4年前,他看到捡垃圾吃的艾滋病人罗丽华,将其带回当作“妻子”照料,直到罗丽华病发身亡。这不到6平米的小屋是罗丽华的最后寄身之所。在街上流浪的艾滋病患者不在少数,而在家庭中生活,他们大多也承受家人歧视。有一位艾滋病人被家人得知病情后,碗筷便被单独刷洗,放在柜子最下层。最后她哭着问父母:“爸妈,我又不是狗,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罗丽华临终前3个月未进食,靠这些葡萄糖液维系生命。大小便失禁的她全身散发恶臭,李曼和姐妹们就带着社会捐赠衣物给她换,一天换一次。

罗丽华在今年1月1日凌晨5点死去,遗体仍停放在殡仪馆。按政策,艾滋病人遗体火化由政府补贴,但不能带走骨灰。她的“爱人”浦正书想把罗丽华骨灰留在身边,却无力支付费用,掩面低声抽泣。

吴秀娟在工人村的出租屋内展示她的十字绣。下午不接客时她就绣花。她说自己想存点钱,去做小生意。身体已开始溃烂的她常常晕厥在地,为了不被顾客发现,她带着手套,不脱袜裤,每次收费20到50元不等。

在记者采访过后的第三天,2012年2月9日,吴秀娟的房子被人投入火种,屋内被焚烧成焦,衣物烧得只剩一半依然挂在铁线上。在工人村被勒索、殴打是常有的事。

但就在这烧焦的废墟中,记者还发现了一枚残留有新鲜血迹的针管,用来注射毒品。

在个旧传染病医院,沈亚萍如行尸走肉一般呆坐。同时身患结核、血小板低、真菌感染、丙肝、艾滋病的她,眼睛已接近失明。今年一月份,她和丈夫离婚后拿到了2万元用于治病。

政府给艾滋感染者都办有医疗保险,但大部分感染者却无法住院,原因是无法凑齐500~1000元的住院门槛费。

2012年1月5日当天,三个艾滋病人在个旧传染病医院死亡。很多病人死后还得不到家人原谅,曾有病人的女儿不肯见母亲最后一面,“这是她的报应”。

地处市中心的银波赤,依然是个旧夜生活的地标。霓虹灯下数十家KTV,上百女子在等待客人的光临。

而城市的另一边,个旧传染病医院住院大楼中,一位艾滋病人枯坐在楼梯口看夕阳,她手中握着手机,正播放着顺子的《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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